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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文物保護概念范文

過失損毀文物罪，是指違反文物保護法規，過失損毀國家保護的珍貴文物或者被確定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省級文物保護單位的文物，造成嚴重后果的行為。

（一）客體要件

本罪所侵害的客體是國家有關珍貴文物的管理秩序。對象是國家保護的珍貴文物及被確定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省級文物保護單位的文物，具體可參見故意損毀文物罪的釋解，這里不再贅述。

（二）客觀要件

本罪在客觀方面表現為損毀國家保護的珍貴文物，或者被確定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省級文物保護單位的文物，造成嚴重后果的行為。所謂損毀，在這里是指由自己的過失行為如失火、過失引起爆炸、過失污損、過失摔破等致使珍貴文物損壞和毀滅。所謂造成嚴重后果、則是指造成國家特別珍貴的文物損毀或者損毀珍貴文物數量較多以及國家重點保護文物保護單位的文物損毀或者省級文物保護單位的文物數量較大的等情況。雖有過失損毀的行為，但所造成的后果不屬嚴重，則仍不能構成本罪。

（三）主體要件

本罪的主體為一般主體，即年滿16周歲具有刑事責任能力的自然人，均可構成本罪。

（四）主觀要件

本罪在主觀方面必須出于過失，即應當預見自己的行為可能損毀珍貴文物，卻因疏忽大意而沒有預見或者雖然預見自己的行為可能損毀珍貴文物，但卻輕信能夠避免，以致造成珍貴文物損毀，并造成嚴重后果。行為人如果出于故意，則不構成本罪應是故意損毀文物罪。

第2篇：文物保護概念范文

【關鍵詞】 歷史建筑 法律法規 機構設置 保護制度 全民參與

前言

歷史建筑作為歷史文化的載體，歷史建筑的保護是城市文化傳承的重要環節。然而大規模的城市開發活動在不斷創造新的城市形象的同時也帶來了眾多具有珍貴價值的歷史建筑的破壞和傳統風貌的喪失。對于正在進入城市化快車道的中國而言這一問題顯得尤為突出。

經過不斷的完善，我國歷史建筑已經形成了以核定制度、保護規劃制度、公眾參與制度、保護資金制度、激勵制度和責任制度為主的保護體系。但是，該體系在現時運作中仍存在缺陷，需要我們從組織結構，法律體系等多方面進行不斷完善。

1 明確“歷史建筑”概念，健全法律體系

我國的歷史建筑的法律保護體系由各級人大和政府按其立法職權制定的法律、法規、規章和規范性文件構成。《中華人民共和國城鄉規劃法》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文物保護法》是與中國歷史建筑保護密切相關的兩部國家法律。

但是名人故居被拆等一系列問題引發了人們對于如何界定“歷史建筑”這個問題的關注。看似明確的概念，實則含混不清，這也為歷史建筑的保護和監管工作帶來困擾。歷史建筑的廣義概念應當指歷史上遺存的所有建筑物和構筑物。而在保護和監管過程中，歷史建筑的法定概念只是其廣義概念中數量極少的精華部分。這給人留下了相當大的選擇空間和爭議空間，同時也給保護歷史建筑留下了相當大的漏洞。這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相關法律法規的不夠完善。

要消除這一障礙，在法律和行政法規暫未修訂的情況下，應通過司法解釋加以詮釋說明，再由各省、自治區、直轄市納入地方性法規，促使歷史建筑的概念界定明晰化。

2 完善組織結構，加強制度建設

我國歷史文物保護的組織機構總體上由中央—省—地方三個級別構成，其中一個重要的問題在于權利分配和責任承擔不夠明確，例如一個重點保護文物，它涉及到的影響單位可能包括國家文物局、地方文物保護單位、省政府、地方政府，甚至項目開發商。而這三類單位有著完全不同的利益訴求。在實際保護工作中，由于三類單位目標迥異且責權分工模糊，可能導致項目所涉及的文物得不到有效保護。

對于這個問題，可參照美國的組織體系，從中央到地方可分為直屬的三個級別，它們作為歷史建筑保護的主干全權負責全國歷史建筑的保護項目。通過規劃階段的三方聽證會以及結束后的復核制度來保證各單位主體目標統一明確。

其次，建立文物保護多元化投入機制，保障文物事業的健康發展。文物事業社會化、公益化的特點，決定了文物保護由政府投入為主，社會廣泛參與的特征。各級政府和有關部門要進一步拓寬文物事業經費的籌集和投入渠道，文物部門要通過對文物的合理利用，增加事業收入；各級政府要通過制訂和完善政策，鼓勵社會、個人捐贈和籌集社會資金用于文物保護事業，為歷史建筑保護、管理和事業發展提供經費保證。

組織的完善還在于人才的培養。雖然目前文物行政執法機構和工作隊伍正在不斷加強，但是仍和法律賦予的執法職責和規定的任務有較大差距， 存在著文物執法機構不健全， 執法力量薄弱， 執法水平偏低等現象。而對于歷史建筑的保護，不僅對執法人員的執法能力有要求，也需要他們掌握一定專業知識。因此培養具有建筑遺產保護理念、又具有保護工程實踐的專業人員和各級管理人員也顯得尤為重要。

3 完善公眾參與制度，加強社會參與

在加強歷史建筑保護的社會參與方面，我們可以借鑒國外的經驗。以英國為例，在英國，公眾參與是全部規劃過程中的重要部分，并有公眾參與規劃委員會這樣的機構，他們積極引導、幫助社區居民關心社區建設，學習有關社區建設的知

識與技術，在規劃中充分反映社情民意，在”自下而上”的體系中工作。在保護規劃工作中也不例外，通過公眾參與，不僅可以提高居民的保護意識，溝通思想，幫助政府決策，且使得保護工作超過了重點保護范圍，延伸到每一幢有歷史價值的建筑、每一片有歷史價值的城市空間中，遍及全國。

實踐證明歷史建筑保護工作從來不能被束之高閣，在文物保護項目開發建設過程中“公眾參與”與規劃過程中的公眾參與都是必要的。以歷史文化街區的保護為例，歷史文化街區往往是大量歷史建筑的集聚地，然而也是當地居民的生活住所，更是是社會公眾的文化教育基地，是我國寶貴的文化財富。只有通過法律規定，使公眾對歷史文化街區保護等涉及自身權益的事項擁有發言權，通過公眾的保護要求和國家公權力的保護約束，最終達成歷史文化街區保護共識，才能使歷史文化街區得到最大保護。

4 結語

我國的歷史建筑保護起步較晚，并且中國歷史建筑特殊的木結構使得照搬西方國家保護經驗變得不切實際。因此，建立健全我國的歷史建筑保護體系，其關鍵還是要與我國歷史建筑保護的國情結合。但無論修復更新方式如何，都要遵循歷史建筑保護體系的理念和目的；要從保護城市歷史文脈的角度、保護歷史建筑的角度，以及滿足當代人生活對建筑需求的角度作多方面考慮，把新的生命力注入這些舊建筑和舊街區，重現歷史，傳承文化，煥發新生。同時處理好城市歷史文化保護與城市更新面臨的基本矛盾，文化環境利益與其他利益的矛盾，包括文化環境利益與居民群體利益的矛盾，文化環境利益與開發商追求經濟利益的矛盾。

參考文獻：

[1]曹昌智.論歷史文化街區和歷史建筑的概念界定[J].城市發展研究，2012，19（8）：36-40.

[2]龍灝.美國歷史建筑保護體系研究及對我國的啟示[D].重慶大學建筑城軌學院，2011.

[3]梁建寶.論我國歷史文化街區的法律保護[D].西南政法大學，2011.

第3篇：文物保護概念范文

關鍵詞：館藏文物;文物修復;

中圖分類號：G265 文章編號：1674-3520（2014）-11-00-01

一、什么是文物

所謂文物，是指歷史遺留下來的在文化發展史上有價值的東西，如建筑、碑刻、工具、武器、生活器皿和各種藝術品。各類文物從不同的側面反映了各個歷史時期人類的社會活動、社會關系、意識形態以及利用自然、改造自然和當時生態環境的狀況，具有很高的歷史價值、科學價值、和藝術價值。中華民族在漫長的歷史進程中，創造了豐富的科學文明和藝術文明。保存在地面上和地下的文物，不僅種類繁多，而且數量極其豐富。有宮殿、寺廟、石窟、遺址等。館藏文物方面有金屬器物、陶器、瓷器、漆器、木器、石器、玉器、紡織品、紙質文物等。這些都是我國古代勞動人民的偉大創造和智慧和結晶，是研究我國古代歷史、文化藝術和科學技術發展的極其重要的實物資料。

二、館藏文物的保護與修復

隨著時間的流逝，各類文物都經受著不同程度的破壞和損害，如金屬文物銹蝕、陶器、瓷器破碎，石雕殘崩，木器和竹器干裂、皺縮，出土的紡織品、紙張文物腐朽。所有這些歷史文物都要進行搶救和修復才能長期地保存下去，這就是文物保護工作的意義所在。意大利人布蘭迪在他的《文物修復理論》一書中說道：“所謂修復，是為了維持某件物品物質性上的無欠缺性、為保證其文化價值的保全、保護而實施、處理的行為。” 我國的館藏文物修復保護工作，是文物博物館事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是文化遺產保護中不可缺少的一種技術手段，為了博物館能辦出高水平的展覽，我們應當創造必要的條件和環境發展文物修復技術，不斷提高業務水平。

三、怎樣才能做好館藏文物修復工作

文物的保護與修復是一項極具意義的工作，要做好這項工作，眾所周知，首先要有正確的修復理念，其次是對文物的歷史背景，和文物本身的各種信息進行深入的分析和研究，然后制定切實可行的修復方案，再進行實際的修復操作，最后要做好文物修復檔案的整理記錄。筆者認為其中最應該注意的幾點如下：

第一，是對文物保護工作者的要求。一個合格的文保工作者要具有高度的責任心和使命感。文物是我國傳統文化的載體和歷史的見證，是我國重要的文化遺產和人類重要的文化財富。文物工作者在接觸到文物時，要懷著對中華傳統文化的敬仰，懷著對歷史的敬畏心，謹慎再謹慎。另外，文物修復是一項高度專業化的技術，由于文物的受損情況千變萬化，它要求修復人員要掌握各方面的知識，結合科學的保護措施，靈活運用。因此，文物保護工作者應具有歷史學、考古學、美學、人類學、民俗、宗教等多方面的知識和修養，從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兩方面充分了解和研究擬修復的文物，從自然環境、社會生活等方面去認識藝術，這是修復的基礎。

第二，分析和研究是做好館藏文物修復保護的重要前提。文物的不可再生性、多樣性、時代性、和不可替代性的特點，決定了實施保護技術必須萬分審慎。如果修復失當，破壞了文物身上的各種歷史信息，文化信息，藝術信息，那將是無法挽回的遺憾。為了避免經驗主義，以既定的模式干預文物，更為了杜絕文物越保越壞，錯誤地選擇不當的理念、方法和材料，對文物今后的長期保存留下后患，我們必須以全面系統的分析和研究作為館藏文物保護技術干預的前提和基礎。要以可靠性、確定性、持久性的通用標準選擇最佳保護方案，不是簡單地只對文物表征進行觀察，而應更深入了解文物各個方面，展開更深層次的探討研究。

第三，要特別重視館藏文物保護修復過程中的相關信息資料的記錄存檔。

文物保護修復檔案作為文物保護修復工作中的第一手資料有著重要的意義，它不但記載了文物上的各種信息，而且還記錄了保護修復工作的全過程。用科學的方法建立文物保護修復檔案是文物保護修復工作的需要，也是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有效途徑。

四、結語

筆者認為一切工作中決定成敗最關鍵的因素是“人”，當一件文物拿在手上，如果對它沒有清楚的認識，沒有高度的責任心，很有可能好心辦壞事，毀滅文物上的歷史信息。所以在修復保護過程中，文物工作者應嚴格遵守“不改變現狀”的原則，不能憑主觀想象改變原物風貌。對于每件待修復的文物，都應該進行具體的分析研究，采用先進科技對文物進行全方位的分析，修復時盡量采用原有制作工藝和方法，不能輕易把不成熟的技術草率地應用在珍貴文物上。經過充分的研究和論證后，制定出最佳的修復方案。然后依照方案來操作，這樣才能真正達到保護修復的目的，不給自己和歷史留下遺憾。

參考文獻：

第4篇：文物保護概念范文

關鍵詞：規劃設計古文物保護文化旅游開發

中圖分類號：S611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

文物古跡保護與文化遺產的傳承一直是我國乃至全球城市規劃中一項重要課題。2009年9-10月期間，筆者有機會參與了重慶豐都縣某文化投資有限公司委托的豐都小棺山古民居地區規劃項目設計。對該項目從調研到項目設計方案參與了全過程，結合城市規劃設計的理論，寄望將本項目在規劃中的思路和體會整理成文，略談一下古文化保護與旅游開發之間的一些淺見。

一、規劃范圍基本情況

1、項目區位概況：豐都是長江之濱的歷史文化名城，地處三峽庫區腹地，重慶版圖中心，長江橫貫縣境47公里，水上距重慶172公里，陸路到重慶150公里，幅員面積達2 901平方公里，轄31個鄉鎮，總人口80萬。小棺山——地理位置優越，水陸交通縱橫通達。處三峽轄區腹地，居豐都長江北岸。轄區內的長江大橋使名山鎮成為橫跨南北的交通要地。旅游資源豐富，有素以“鬼國幽都、陰曹地府”聞名于世的“鬼城”名山、全國最大的人文景觀——鬼國神宮、國家級森林公園——雙桂山和及具川東民居特色的古民居。

2、規劃范圍：總面積約14萬 平方米，其中古鎮核心保護區約2萬平方米。北側為規劃路，西側是長江大橋，南側為環城西路，東側名山。

3、資源現狀：本項目地處豐都舊城名山景區內，交通便利、區位良好；其東靠雙桂山國家森林公園，南傍長江，山水環繞，自然旅游資源豐富；同時，區域內擁有大量珍貴的歷史遺存，千年歷史文化底蘊深厚。

隨著三峽工程蓄水后，全縣境內淹沒區及占地移民遷建區需搶救發掘和搬遷保護的重要文物保護點78處。其中，舊石器遺址12處，新石器時代至宋代遺址27處，大型古墓群14處，地面文物19處(包括古民居8處)，水文題刻6處。根據國務院三建委批復的《三峽工程淹沒區及遷建區文物保護規劃》方案，三峽工程豐都庫區地面文物保護分為原地保護、留取資料保護、搬遷復建保護三種類型。

其中豐都庫區列入搬遷保護的文物建筑八處：秦家大院、王家大院、周家大院、盧聚和大院、會川門、天佛寺，及異地復原的大佛面造像、綠水池題刻兩處。為了真實、完整地利用搬遷復建的方法再現豐都古民居、古寺廟、古城門，保護歷史文化遺產，延續歷史信息，向后人展示豐都歷史發展和變遷的脈絡，根據《重慶市三峽工程淹沒區及遷建區文物保護管理辦法》(渝府發[2 0 01]4 7號)文件精神，重慶市文物局決定將豐都縣六處地面文物搬遷復建工程委托豐都縣文物管理所實施。

二、規劃基本思路

1、規劃目的：在了解區域資源的現狀和發展趨勢基礎上，進行小棺山古民居地區景觀設計為本項目開發提供準確的主題定位和系統的概念規劃。

2、規劃用地分區：范圍內根據各地塊的功能差異和保護開發的程度不同，主要被分為四個大區：核心保護區、重點保護區、民俗文化街、預留土地區。

規劃用地指標表:

4、功能分區規劃分析

4.1商業、服務區，民俗文化街區：該區為本項目區的門戶，肩負著管理、服務、商業購物、引導等功能，建筑風格參考已遷入的古民居建筑及長江沿岸古鎮建筑格局樣式，景觀樣式借鑒蘇州園林的內向式景觀格局，以理水、山石、花木、亭橋等中國傳統的園林元素為基礎，營造一個富有特色的旅游購物空間。

4.2重點文物保護區：該區是整個規劃區域中文物最為密集并且保存最為完好的區域，以王家大院、周家大院、盧聚合大院、天佛寺、秦家大院、會川門、大面佛造像、綠水池題刻組成，具有非常重要的歷史價值和文化價值，是本項目的核心吸引力，他們的完好與否將直接關系到整個項目的成敗；另外，該區占地僅約2萬 m2，土地的開發空間不大，游客容量有限。因此，建議在名山名勝風景區逐步開發的同時，將此區域的各種資源充分保護并整合起來，并控制好該區的交通線路，使之形成捆綁銷售，以套票的形式出售；在開發上，著重利用各種特色活動來增加吸引力，在重點保護文物的同時，提高盈利點。

4.3自然生態重點保護區：該區域以自然景觀、林地為主的原生態森林公園，新建晴雨閣以及即將新建的燒香浜組成了一個非常良好的水路空間結。同時，該區域占地約3萬m2，空間適中，交通便利，生態環境也相當良好，將成為本項目開發建設的“先鋒”。

三、規劃方案詳解

1、總體規劃方案指導：以重塑和保護古民居的歷史風貌為基本原則，保持古民居的完整性和典型性；古民居的保護和開發并重，繼承與發揚并舉，走可持續的旅游生態發展模式。

2、交通系統規劃

2.1規劃原則

為使整個規劃區域保持安寧、通暢、精簡的環境和體系，將按照科學、合理、以人為本的原則來規劃這里的交通系統。以下是幾個規劃要點：

外部車輛必須停靠在指定的停車場，原則上不允許進入古鎮核心地區；

②新建道路要盡量保證不破壞原生的自然環境和景觀；

③規劃區服務通道應該與游客通道分離，盡量不產生交叉；

④對于特殊環境下的特殊路段采取特殊做法，如恢復祠堂群、橫直街中的青石路，并可在路面雕刻部分具有解說作用的文字或圖案；

⑤要做好道路兩旁的綠化工作；

⑥保證服務通道的通暢，作為發生重大突發事件（如火災、地震等）時游客的疏散通道及外部救援車輛進入的通道。

2.2交通系統組成

■對外交通

■規劃區車行道

■規劃區服務通道

■規劃區游步道

■其他游覽道路

■規劃區消防通道

3、景觀與軸線規劃

3.1景觀概念及主題：小棺古民居是封都歷史和民俗文化積淀最豐厚、內涵最豐富的地方，也是豐都國家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保護獨具特色的反映明、清及民國初年的風貌景觀，充分挖掘古民居的峽江文化、川東文化、民居文化、雕刻文化、寺院文化等文化內涵，使之成為國家歷史文化名景”，是本項目的出發點和歸宿。主題：袖珍古鎮 古代官邸古今戲臺 峽江客棧三峽名勝徜徉 游院 望江 賞曲 鐘情四季山水名山古鎮歇歇 聽松 飲泉 觀戲 寄托一腔暢意

3.2軸線與景觀分析

4、游線設計

■ 標準游線：第一印象區——商業、服務中心區——古民居保護區——大面佛寺——晴雨閣——民俗文化街

■ 水上游線：長江碼頭——民俗文化街——峽江客棧

思考

第5篇：文物保護概念范文

關鍵詞：遺產保護；真實性；玉樹然格寺；修繕

正 文

我國的文物保護制度初步形成于20 世紀60 年代中期。1961年3月4日，國務院頒布了《文物保護管理暫行條例》，這是建國后關于文物保護的重要法規，同時公布了第一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180 處，建立了重點文物保護制度。這是一個以文物保護為中心的單一體系的歷史時期，之后逐漸發展為以保護歷史文化名城為重要內容的雙層次體系之中。1982 年，首批歷史文化名城公布，這標志著我國名城制度的創立。其后我國文物保護事業不斷發展，期間相繼有《曲阜宣言》（ 2005 年） 、《西安宣言》（ 2005 年） 、《北京文件》（ 2007 年） 、《文物認定管理暫行辦法》（ 2009 年） 等國內及國際文件出臺。相繼于此，我國多個省市亦出臺了省市級文物保護規章條例。進入21世紀以來，國外相對成熟的遺產保護理念不斷輸入，在總結過去實踐成果的基礎上，我國文物建筑保護的概念與理念不斷擴展、延伸： 從早期的保護單體建筑發展到現在的保護歷史城鎮、歷史街區； 由保護名勝古跡、紀念性建筑，發展到保護傳統建筑、鄉土建筑。保護的理念也在不斷深化： 由保護建筑實體，延伸至保護其歷史環境、人文環境、文化環境、民俗傳承。

我國已經公布的文物保護規章及倡導文件中，對中國古代建筑的特點及保護修復的相應理念已有所探討。如《曲阜宣言》，該宣言著眼于我國古代木構建筑的實際，提出學習借鑒國外在文物建筑保護方面的先進經驗、先進理念是必要的，但這種學習不是不加分析的照搬，而是要經過消化吸收、緊密結合本國實際加以運用”。《曲阜宣言》還提出了“‘原狀’應是文物建筑健康的狀況，而不是被破壞、被歪曲和破舊衰敗的狀況。衰敗破舊不是原狀，是現狀。現狀不等于原狀。不改變原狀不等于不改變現狀。對文物建筑原狀的解讀以及判定等諸多問題，“真實性原則”都有著切實可行的解決。真實性原則具有豐富的內涵，它在文物修復中的貫徹與應用要求所有修復方案、保護措施均應建立在對文物建筑現狀真實、詳實的勘研之上，它要求在建筑本體構件的歷史、文化、藝術等價值評定的基礎之上，最大限度保存、傳承現狀文物建筑所蘊含的文物價值與歷史信息。

雷麗芬在《當下我國城市建筑遺產保護面臨的危機與思考》中談到“建筑遺產本應是建設頂級的、具有民族文化特征和差異化的世界城市過程中最有支撐力和不可替代的資源，然而，當我國面臨城市建筑遺產保護與經濟發展之間的利益沖突之時，人們更多地向眼前的經濟利益傾斜。當下，我國建筑遺產面臨城市發展帶來的建設性與保護性的雙重破壞，加上國民與政府對建筑遺產的價值認識以及建筑遺產保護的意識淺薄，使得我國城市建筑遺產面臨隨時斷層的危機。”

高宜生在《真實性原則在我國建筑遺產保護修復中的應用》提到我國的建筑遺產也面臨諸多生存危機，如盲目的開發建設對歷史文脈的割裂，各地盛行的“拆毀真文物，制造假古董”等現象。

下面將以青海玉樹高原寺廟文物保護為例，反應在高寒地區、少數民族特色的宗教建筑文物保護的“真實性”原則的實現。

然格寺位于青海省玉樹藏族自治州玉樹縣小蘇鄉境內，所在地名為江西村然格卡，距州府所在地結古鎮約 200 多公里，距江西村約 20 公里，海拔 3776 米。然格寺所在的環境非常優美，從寺院的選址來看，其東臨珍那山，南望然幫山，西鄰貢多當澤山，北依葉然拉澤山，周邊群山環繞，如蓮花盛開，而然格寺就坐落在這蓮花盆地里，極為殊勝。

然格寺現有現有桑珠頗章大經堂、新大經堂、空載佛塔、轉經筒殿、閻王護法殿等大小不等的殿堂 5 座，還有 37 處傳統僧舍，以及各類佛塔、察察房十余座。另外，目前還有正在建設的接待房、大廚房以及僧舍 32 座等寺院建筑。這些建筑以大經堂為為中心，隨山勢高低自由布置，錯落有致、主體突出，再加上周邊山林的護擁襯托，具有藏傳佛教寺院自然古樸、宛如天造，并與環境融為一體的特征。2010 年 4 月 14 日，玉樹地區發生 7.1 級強烈地震，然格寺受到地震破壞影響，納入災后文物搶救保護項目。北京清華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受玉樹州文體廣電局委托，對然格寺部分建筑進行了勘測研究，制定出針對性的原址搶救保護修繕方案。其中，總負責人始終秉承文物保護“真實性”原則，強調在修復過程中盡最大努力保留寺廟建筑的原始特征，所以，在整個過程當中，徹底的研究了玉樹地區寺廟建筑的原始施工及構造以及所用材料的研究。

然格寺文物建筑的整體保存狀況不一，有只需加固修繕的，也有整體較大面積坍塌恢復重建的。其中，桑周頗章大經堂受地震破壞及年久失修，存在屋頂漏雨和墻體開裂，壁畫也有較嚴重的開裂。空載佛塔頂部塔剎歪閃，屋頂漏雨長草，殘損較為嚴重。轉經筒殿殘損相對較為輕微，但屋面開裂、漏雨的問題依然存在。另外，閻王護法殿、普巴護法殿因地震前就殘損嚴重，再加上地震破壞作用，整體或局部大面積坍塌，造成較為嚴重的損失。僧舍大多整體保持較好，主要存在屋頂漏雨、椽木糟朽以及門窗構件缺失的現象。

從整體評估分析來看，大經堂后的山體存在滑坡以及水土流失的現象，院落土質地面雨季排水不暢，道路泥濘，給寺院建筑造成一定的威脅，給僧眾帶來不便。修繕的難點是閻王護法殿的恢復重建，因地震后清理了原有殘損墻體和構件，也未有照片記錄，只能靠現狀剩下的殘垣斷壁以及當地僧眾的解說來恢復。

在修繕的過程中要求盡可能保存原有構件材料，需補的構件要與原構材質規格相似，所有更換的構件必須標識修繕年代，具有可識別性；必須按傳統工藝材料、工藝做法修補，加固補強部分要與原結構、原構件連接可靠；新材料、新技術必須考慮可逆性。所有大木、小木油飾都要進行除塵以及去垢的工作，并根據文物修復“最小干預”、以及“可識別性”原則，補飾油飾彩繪。

小結

我國古代建筑遺產的修復是一項復雜的綜合性項目，它涉及歷史、文化、技術、工藝、時代特征等諸多內容的研究。其中，真實性原則是古代建筑成功修復的重要原則之一，具有豐富的內涵。貫徹文物建筑修復的真實性原則，重在建筑遺產修復前及修復中對現狀真實、詳盡、精準的勘察與研究； 重在對歷史上各個時期所留存的諸如做法、工藝、藝術等信息的詳盡記錄與價值評定； 重在對文物建筑所包含的各時代價值豐厚的文化信息的發掘、研究與傳承；重在維修檔案的科學建立四大方面。玉樹地震后，更大范圍的引起了高原地區具有民族特色宗教建筑的維護與修繕工作，在整個修繕過程中始終堅持“真實性”原則，盡最大努力，通過對傳統施工工藝、構造、材料的巧妙應用，恢復及保留了青海玉樹地區寺廟的歷史特征。

第6篇：文物保護概念范文

文物保護；旅游發展；乾陵模式

1.當前的探索

近年來，高速的經濟發展與城鄉建設給文物的保護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沖擊。與此同時，區域的經濟發展也或多或少地受到文物保護的一定限制，從而引發了文物保護與利用之間的一些問題，如文物保護與項目建設的矛盾、與市場需求的矛盾、文物保護資金短缺，以及對文物的盲目開發等。為緩解這些矛盾，一些具有文物資源的景區在文物保護與利用方面進行了積極的探索和有益的嘗試。例如西安唐大明宮以遺址公園采用以文物保護和有效展示為主的國家遺址公園為核心，周邊區域結合舊城區改造的綜合開發；再如曲江大唐芙蓉園則是以挖掘“大唐芙蓉園”的歷史文化，建設主題公園為核心，周邊配以地產的建設；又如法門寺是以法門寺為中心，在旁邊建設“新法門寺”佛教主題公園等。然而，這些嘗試和探索往往只能適用于特定的情況，不能推而廣之。因此，筆者在參與《乾陵景區旅游發展規劃》時，對于乾陵景區的文物保護和有效利用進行了新模式的探索，可以稱之為“乾陵模式”。通過對乾陵模式的解讀及其意義的探討，以期對文物保護與利用的研究和探索提供一定的理論價值與現實意義。

2.乾陵面臨的主要問題

A.文物保護與經濟發展的矛盾

乾陵中國歷史上唯一的女皇帝武則天與其夫唐高宗李治的合葬陵，唯一一座保存完整的唐代帝陵；乾陵選址與建制是唐代帝陵的典范，確立了唐代帝陵制度，并對以后各個時期的帝王陵墓制度產生了巨大影響。乾陵是我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具有申報世界遺產價值的資源，其在2006年已經列入絲綢之路申遺目錄。乾陵人民和政府為保護好這一全人類的財富，嚴格遵循了相關保護規劃的要求，不在保護范圍內進行任何建設，使乾陵得到了有效的保護。但同時也正是因為強有力的保護，或者說這種“不建設，不開發”的保護方式，使乾縣的經濟發展一直較為落后。

目前乾縣仍以農業為主導產業，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發展相對滯后。乾縣的工業經濟總量小，且在工業方面的固定資產的投資增幅歷年來也維持較低水平。盡管乾縣礦產豐富，僅以石灰石為主的礦產資源蘊藏量便達3億立方米，且為國家優質礦石，具有極為廣闊的開采前景。但出于對乾陵嚴格保護的需求，乾縣礦產資源的工業開發較為有限。可以說，為了乾陵的保護，乾縣在很大程度上犧牲了第二產業的發展，其國民經濟發展一直落后周邊縣市。如禮泉縣GDP過去為乾縣的一半左右，而目前已經是乾縣的兩倍；興平市過去的GDP與乾陵基本持平，如今乾縣不到其1/3。乾縣經濟發展嚴重受到乾陵文物保護的影響，可以說出現了“捧著金飯碗在要飯”狀況，文物保護和地方經濟發展之間矛盾逐漸突顯。

B.有限利用與市場需求的矛盾

乾陵旅游目前還是觀光旅游，游客只能游覽主陵地面上的遺跡和部分開放的陪葬陵。這樣的旅游展示方式雖然有利于保護，卻對乾陵的展示顯得嚴重不足，使得乾陵這一高等級旅游資源的吸引力受到極大的削弱，導致游客對乾陵游覽產生不滿。例如在攜程網等旅游網站上，游客對乾陵的評價不高。雖然很多游客認為乾陵“值得一去”，但大多數去過的游客對乾陵的評價是“沒什么好看的”、“什么也沒有發現”等。在全國旅游迅猛發展的熱潮中，乾陵因為其旅游展示和利用難以滿足市場的需求而致使其旅游吸引力日益下降。據統計，從2007年至今，乾陵游客數量維持在60萬人次左右，與其它同類景區，如秦始皇陵博物館（年游客量平均為300萬人次）、華清池（年游客量維持在120萬人次左右）、茂陵（年游客量逐漸超過乾陵）等相比，乾陵的游客量不僅少而且增速緩慢。

3.乾陵模式

面對乾陵保護與利用之間的各種矛盾，能否探索出一條既能夠滿足乾陵作為國家級文保單位保護的要求，又能夠重塑乾陵的旅游核心吸引力，實現乾陵旅游發展和經濟騰飛的發展途徑呢？筆者在參與《乾陵景區旅游發展規劃》中提出了“乾陵模式”，作為實現乾陵保護與利用的核心手段。

乾陵模式，又可稱為“陵城雙核模式”，是指以乾陵文物保護區（陵）和保護區范圍外的以奉天古城（城）為主的乾陵文化旅游區為雙核心，前者以保護為主，后者以利用為主的發展模式。乾陵模式主要解決了乾陵保護和發展的以下幾個核心問題：

A.解決保護與利用的政策層面問題——兩大分區，陵城雙核

在乾陵的文物保護規劃中，保護區的范圍包括乾陵主陵、神道下宮和若干陪陵。而通過查閱史籍和現場踏勘，我們發現目前乾縣城市建成區在歷史上是作為乾陵守陵城的奉天古城。奉天古城，自唐睿宗文明元年（684年）置奉天縣，安史之亂時，唐德宗曾到此避難。奉天城城墻形狀奇特，形如烏龜，因此又稱“龜城”。1993年，乾縣成為歷史文化名城，奉天古城內目前有興國寺、文廟、城隍廟等歷史遺存。由此可見，雖然奉天古城歷史遺存較少，可能難以納入乾陵文物保護的范疇，但從文化脈絡上作為守陵城的奉天古城是乾陵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奉天古城與主陵、神道下宮、陪陵四部分共同組成乾陵的完整格局。

第7篇：文物保護概念范文

1.1文物影響評估的發展概況

對涉及文物建筑保護范圍和建設控制地帶范圍內的建設項目進行文物影響評估，是近些年來才形成的文物保護理念[1]。其最早可追溯到1964年加拿大在“國際環境質量評價會議”上提出的環境影響評價的概念；1994年，世界銀行在《環境評估原始資料》中提出凡是建設項目涉及文化遺產時，都需要將遺產影響評估內容加入進環境影響評價中；直到2007年，我國國家文物局編寫了《關于加強基本建設工程中考古工作的指導意見》，“文物影響評估”這個概念才首次在中國正式出現[2]，并且指出應該由文物考古機構搜羅建設項目所涉及和影響區域內的文物分布情況，并提出初步文物保護意見[3]，向設計單位提交《文物影響評估報告》；在2009年，由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與國際古跡遺址理事會（ICOMOS）制定的《世界文化遺產影響評估導則》奠定了之后的世界文物影響評估編制框架的基礎。

1.2文物影響評估面臨的困境

（1）文物影響評估缺乏完整系統的評估體系[4]。我國尚未有文物影響評估的單項法規，評估依據主要依托于相關法規條例中提及到文物影響評估的有關內容，如《文物保護法》《環境保護法》內的相關條款規定[5]。這導致各機構編制的文物影響評估報告不統一，質量參差不齊，無法滿足現在的建設項目的建設需求與文物保護工作的需要。（2）文物影響評估缺少精細化的評估策略。現有的文物影響評估策略偏重于對工程影響環境要素分析，存在一定的局限性，缺少必要的景觀、美學、藝術等方面的影響分析。

2以文物建筑為核心的文物影響評估工作流程

2.1資料收集

資料收集包括建設項目的基本情況、文物建筑基礎資料以及其他所需的資料。其中，文物基礎資料主要指文物本體價值和真實性所需的基礎信息。

2.2現場踏勘

現場踏勘主要指對文物本體現存狀況和周邊環境進行全面的了解，并對文物本體進行詳細測繪和勘察，以便于從實際出發周全地考慮周邊環境即將發生的改變的后果。通過實地比照，可有效控制和調整方案至最佳狀態。

2.3影響評估

影響評估主要對兩個方向的評估，一方面是從建設項目對文物本體安全可能造成的影響進行分析；另一方面從建設項目對文物周邊歷史風貌可能造成的影響進行分析，從而判斷建設項目對文物建筑的影響程度和可接受程度，得出評估結論，并對此提出相應的減緩措施與建議[6]。此外，對評估結果的應用也分為兩種：一種情況是有多個項目方案參與影響評估，可根據影響結果進行比選，擇最優方案選用；另一種情況是有且僅有一個方案參與影響評估，評估結果則是建設項目方案修改的參考方向。

3案例應用研究

3.1項目概況

博學中學舊址前身為“博學書院”，位于武漢市硚口區解放大道347號武漢市第四中學博學中學校內。經省教育廳批準學校已獲得了面向全國招收體育特長生的資格。為滿足“中小學生游泳進課堂活動”和全民健身運動需要，整體提升武漢四中體育傳統特色學校功能，武漢四中于游泳館改建項目2018年9月3日獲得武漢市國土資源局和規劃局硚口分局審批，擬建該項目名稱為——武漢市第四中學游泳館改建項目。游泳館建設范圍內涉及省級文保單位——博學中學舊址建設控制地帶（圖1）。

3.2文物建筑概況

博學中學舊址原為1896年由英國基督教倫敦會牧師楊格非創辦的教會學校，現包含兩棟建筑，分別為主教學樓和教堂（圖2）。主教學樓為一棟兩層磚木結構的英國古典主義建筑，平面呈左右對稱式布局，中部是突出的塔樓。教堂位于主教學樓右側，是一棟單層磚木結構的英國鄉村哥特式建筑，平面布局呈拉丁十字型布局。迄今已過百年歷史，博學中學舊址積淀了深厚的文化底蘊，是武漢市現存歷史最悠久的學校建筑之一，具有較高的歷史價值、文化價值和藝術價值。同時，兩棟建筑風格獨特，對研究武漢市近現代建筑具有參考價值。2014年6月22日，被湖北省人民政府公布為湖北省文物保護單位。

3.3影響評估

3.3.1建設項目與文物建筑的位置關系分析新建游泳館與文物建筑間由一棟教學樓隔開，且新建游泳館高度均低于文物建筑和現有教學樓，從文物保護管理要求上，嚴格控制區域內建設項目的位置、體量、高度、形制、色彩等；從視覺和安全上，對文物建筑不產生直接影響，且對文物建筑間接影響小（圖3）。3.3.2建設項目對文物建筑的影響分析將文物本體分列清單。根據多渠道獲取的各項數據來評估建設項目對文物本體真實性、完整性和延續性的影響程度。（1）用地選址部分位于涉及文物保護單位的建設控制地帶，符合保護區劃的管理規定（表1）。（2）擬建設區域與博學中學舊址歷史建筑間存在一定距離，且中間隔有教學樓，設計中嚴格控制了游泳館建筑高度，對文物保護單位的真實性、完整性影響較小（表2）。（3）結合外部環境，合理組織交通，布置出入口，通過綠化和鋪裝與改建游泳館主體建筑進行空間隔離，相對獨立。游泳館無單獨車庫或車位，行車流線按照學校現有道路不變，車位為路邊停車位，改建游泳館主要到達路線為隆平路，游泳館、教學樓與文物建筑呈平行排列，互不影響，待游泳館改建完成后，隆平路將增加三個路口以形成多環線，有利于車行流線，避免外來車輛亂停至文物建筑周邊。

3.4評估結論

（1）地面建筑均在控制范圍以外，對文物安全影響很小，地下工程則對文物安全有一定影響，在施工中必須采取合理有效的保護措施，方能保證文物安全。（2）地面建筑距文物本體較遠，均處于保護范圍以外，且中間有一棟教學樓遮擋，后期適當地進行景觀綠化，對文物風貌影響小。（3）加強項目周邊環境的整治，使擬建項目與文物本體相互協調融入校園環境，對校園氛圍起帶動作用，以更好地對文物本體進行保護展示。

結語

文物建筑作為一種特殊的文化載體，有著重要的歷史文化價值。制定有針對性的文物影響評估報告，分析建設項目與涉及文保單位的位置關系，預測相關影響因素，判斷其影響程度和可接受程度，并提出減緩措施與建議，有利于建設項目在最初的開始階段就取得城市建設發展需求與文物保護之間的平衡。博學中學舊址是湖北省近現代教育的重要歷史佐證和研究資料，維護其安全和完整性具有充分的必要性。本文對博學中學實際案例的應用與研究，在帶動使博學中學舊址文物建筑具有更大的社會影響力的同時，也有助于探索與擴展評估的范圍與深度，以望為我國文物影響評估提供一定的借鑒與參考作用。

參考文獻：

[1]孫金松.田野考古學在建設項目文物影響評估中的作用[J].草原物,2018(01):120-123.

[2]馮艷,葉建偉.國內外遺產影響評估(HIAs)發展述評[J].城市發展究,2017,24(01):130-134.

[3]常海青.歷史文化名城地鐵建設項目文物影響評估的概念界定及評估技術路線研究[J].南方建筑,2016(04):35-39.

[4]蔡志偉,賀小華,張舒堯.基于文物保護展示最佳化的文物環境影響評估探索——以鄭州市歐洲時尚中心(錢塘路連片開發)(項目)為例[C]//.中國城市規劃學會,貴陽市人民政府.新常態：傳承與變革——2015中國城市規劃年會論文集（08城市文化）.中國城市規劃學會,貴陽市人民政府:中國城市規劃學會,2015:11.

[5]王琬瓊.我國文物建筑保護法律制度研究[D].西南大學,2013.

第8篇：文物保護概念范文

關鍵詞：潼南大佛，大足千手觀音；文物修復；文物保護理念

一、前言

自1964年《威尼斯》誕生以來，真實性和完整性成為文物古跡保護的重要內容，其后的《奈良真實性文件》《圣安東尼奧宣言》《西安宣言》等文件更是將遺產價值辨析、遺產保護、遺產利用等方面作為文物保護工作的重點。傳統可移動文物的保護盡管同樣遵循著價值保護、真實性等基本原則，卻逐漸轉入實驗室，成為了文物保護科學家們研究的范疇。

雖然傳統的文物保護同樣被納入遺產學討論的范疇，而文保方案的必備內容即是對于文物價值和修復理念的描述，但僅在筆者對于文物保護專業的學習以及些微的文物保護實踐過程中，筆者認為現有的大量遺產學理念原則卻并不足以成為文物保護具體工作的思想基礎，更難以對文物保護的處理過程進行有效的指導。比如，對于專業的文物修復師而言，作色往往是必備技能之一，而在作色過程中，真實性原則并不在考慮范疇以內。。又比如對于預防性保護，筆者所了解到一位文物保護專家就僅僅持有觀望的態度，認為預防性保護絕不能成為文物保護工作的主體。

筆者認為更為實際的問題在于，對單一文物的修復實踐本身就無法與遺產學層面對所謂真實性、完整性的討論完全合二為一。作為一個實踐過程，前者更多體現了修復者的意志，觀者多為觀看而獲得體驗，保護的結果體現了科學與美學的作用。然而，遺產作為一種自身和群體信念的再現，是過去的文化物證，也是個人和團體認同的選擇性建構。遺產保護更多關注于與參觀者的互動、對遺產使用者的影響，保護的過程較少涉及自然科學，而更多與工程學科相關。

在潼南大佛和大足千手觀音像的保護過程中，筆者認為髹漆貼金過程本身更類似于一種文物保護實踐，而與遺產學保護有所區別，僅僅從遺產學角度進行完整性等問題的討論，或許并不能揭示這一過程的本質含義。然而在查詢相關文章時，發現我國對于文物保護思想基礎的討論卻僅停留于哲學分析的階段…，并未深入至例如Cesare Brandi先生的《文物修復理論》，S.M.Vinas先生的《當代保護理論》等著作的層次之上。因此在下文中，筆者也想從這兩例文物保護工作的實際出發，嘗試對當下文物修復理念的思想基礎作一解釋，而不僅僅對這兩項文保工程的對與錯進行淺層的評判。

二、潼南大佛與大足千手觀音像髹漆貼金過程回顧

從遺產類別上看，潼南大佛與大足千手觀音像均屬于巴蜀地區典型的摩崖造像，與保護造像的建筑一起構成了印度石窟寺傳人中國后發展最后階段的見證。前者始鑿于唐咸通年間（860-874年），就于北宋靖康元年（1126年），造像巨大。后者始鑿于南宋淳熙元年至淳佑年間（1179-1252年），為整體規劃形成的宏大道場，反映出摩崖造像發展過程中更為繁榮的階段。在保護工程中，髹漆貼金過程的研究思路包括歷史調查、裝飾工藝及材料分析、病害描述、保護修復四個步驟，以下首先作一回顧。

（一）歷史信息整理

對貼金層歷史信息的收集包括歷史調查及實地觀察兩個部分，結果進一步證實了兩件造像都存在多次貼金的現象。根據碑刻所記，潼南大佛共經歷四次妝金，時間分別為宋紹興22年（1152年）、清嘉慶7年（1802年）、清同治9年（1870年）以及民國10年（1921年），在大佛左肩處的局部揭取實驗同樣證明了這一事實，且可以觀察到每一層使用的均是土漆粘貼金箔的工藝。對漆膜厚度及漆皺現象的觀察可以發現，民國10年的妝金過程中對大佛身軀進行過打磨和多次髹漆。有關千手觀音像貼金的最早記載為洪熙元年（1425年），其后隆慶四年（1570年）、乾隆十三年（1748年）、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光緒十五年（1889年）均進行過重妝。《重慶大足寶頂山千手觀音的貼金材料分析研究》中指出，千手千眼觀音造像0層貼金時間在清乾隆末年至道光初年，0層以上至少又經歷了4次貼金，與歷史記載相符。

從金層保存狀態的角度，由于古代對貼金層的重妝并非去除之前的金箔后徹底重新貼金，而是在原有的金層上方覆蓋粘貼。后代的貼金對于之前的貼金層就具有了保護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減輕環境因素對前代貼金層的破壞。不考慮其他因素的影響，兩次貼金間隔時間顯然對金箔和金膠的保存狀態具有直接影響，即貼金時間間隔越短，金層保存狀態越好。

（二）裝飾工藝及材料

對潼南大佛的研究主要采用的方法為材料分析、文獻梳理及采訪學習。據此可知，潼南大佛妝鑾層的結構由內到外分別為石質胎體、底灰層/地仗找平層、漆層、金箔層。其中，髹漆的主要作用為封護胎體和粘結金箔，采用多層疊加并打磨的方式增加附著力，并存在“擦漆”工藝。

對于大足千手觀音像工藝的研究方法則包括歷史文獻查詢、實物工藝考察及科學檢測分析幾部分。與潼南大佛相比，該研究過程拓展至整個四川地區，并且包含了對貼金工藝以及佛教藝術“身金色相”較為細致的歷史調查，由此反映出造像本身所具有的歷史、藝術及宗教價值。結果表明，千手觀音造像的地仗層以石膏為主要成分，其上附著有黏結劑和金箔，保持了明清時期的貼金工藝特征，手法變化不大，與《髹飾錄》中基本吻合，地方特征為金箔面積較小。

總結起來，千手觀音的貼金工藝具有兩項功能，即“將石質胎體完好的包裹起來，以達到保護的作用……滿足宗教表現藝術的需要，金箔自身的穩定性與大漆相結合，實現了封護與審美的雙重功能”。而造像多層貼金的主要因素則體現了佛教表現藝術的效果和宗教教義在信徒中反應的兩方面需求，這一“概念重復”反映出更多的社會、宗教問題。多層貼金在藝術效果和文物的圖像性質上沒有區別，而從物質性出發，貼金層的材料配比和修復時的原則確定問題起到決定作用。可以認為，“歷史上的多層貼金現象與千手觀音的歷史價值有關，而采用傳統漆工藝的貼金技法與藝術價值有關”。

在前期研究中，還首次開展了對大漆修復工藝的系統研究。試驗的重點在于宗教表現藝術價值的保存，其次為歷史工藝信息的保存、材料的適應性，以及原始和回貼金箔的封護。試驗流程包括舊金箔的處理、回貼、效果處理與封護三步。此外，工藝程序設計還包括貼金層的處理工藝、地仗的材料與工藝、回貼的“鑲嵌法”設計、胎體透氣性工藝設計、金箔固色與封護等。

具體實驗中，貼金層的處理流程為清理、分層、熨平、清洗；封護材料選擇10%梨子地漆和90%松節油混合；對舊金箔的回貼實驗發現，以黃色漆為襯色底漆，按照貼金層的自然形狀回貼，接縫處有孔隙，露出襯色底漆的效果最好。

（三）病害描述

潼南大佛金箔漆膜復合層的病害類型包括表面附著物（灰塵及油煙）、點狀片狀脫落、起翹、分層開裂卷曲、水漬、空鼓、開裂，共224平方米。其中卷曲、起翹和脫落均由“泡狀起甲”產生，“泡狀起甲”下部可見金箔漆膜復合層與胎體之間存在白色粉末狀物質，應為鹽害導致。大佛軀干處的病害具體分為碎裂、孔洞狀脫落、整體開裂、殘破缺失四種，占總表面積的47.7%。經過清洗實驗后，發現表面金箔層脫落面積超過70%。大足千手觀音的金箔病害類型包括脫落、點狀脫落、地仗脫落、分層開裂卷曲、空鼓、起翹、崩裂、塵土、煙熏、涂覆、生物病害，最主要集中在手臂處。同時，由前期病害情況記錄可以發現，金箔的風化程度呈現區域性，右側、上部破壞程度更為嚴重，原因可能與造像東部的外部水源加速酸雨破壞有關

（四）保護修復

在潼南大佛的修復中，對表面金箔的清洗先后采用毛刷、日本紙、棉簽及乙醇與水1：1溶液、丙酮與乙醇1：1溶液、2%AC-51水溶液等工具和試劑。對于油污、泥土頑固性附著物、生物殘跡和風化殘存物，分別采用修復刀剔除、棉紙燜蘸、貼敷法、高溫蒸汽及化學滅殺、毛刷清掃等方式去除，并配合上述混合溶劑使用。同時，對“泡狀起甲”嚴重處的表面漆膜進行揭取，采用日本紙貼敷盡可能使可溶鹽濃度降低到加固劑要求的濃度以下。

對于大佛面部保留的原始金箔漆膜復合層，將卷曲起翹金箔直接回貼。首先采用硅丙乳液預加固金箔，然后利用乙醇、乙酸乙酯等溶劑，以及高溫蒸汽噴霧軟化金箔，之后利用丙烯酸乳液粘合，并適當添加牛膠增加柔韌性和黏結性，空鼓處采用丙烯酸白灰漿進行底灰修補和灌漿處理。此外，對保存狀態及歷史信息相對完整的大佛雙耳，作為保存歷史原貌的遺物進行留存。

對于金箔已脫落部位，設計“加層法”保護思路，在現有舊貼金層表面直接髹漆貼新金箔，將歷史信息在不同層位上最大限度保留下來。在實際操作中，由內而外分別涂刷生漆、漆灰、生漆、熟漆及金膠漆，其中漆灰成分為生漆與水1：1溶液，金膠漆成分為生漆與熟桐油1：1溶液并加入占總量20%的銀珠。貼金過程采用“薄貼法”，選定金箔規格為93mm及45.3mm兩種，具體過程包括貼金、補金、刷金、壓金、走金、封護六個步驟。。

在大足千手觀音的中期修復加固試驗中，采用ZB-WB-J-1（15%）、ZB-WB-J-2（20%）作為薄、厚金箔回貼加固專用材料。修復步驟為：去除表面污物及塵土，巖體滲透加固，起甲金箔修復，金箔脫落處修補，彩繪及手指的加固、修復、泡狀起甲處理。其中，起甲金箔首先對多層金箔進行軟化分離，之后采用ZB-WB-J-1（15%）、ZB-WB-J-2（20%）膠黏劑回貼，金箔脫落處采用大漆調制成的黏結劑涂刷，快干時用新的金箔吹貼。

在前期金箔回貼材料的研制過程中，選擇材料的目標為具有軟化、黏合、耐老化特性，且無不良影響，不改變文物風貌，因此選定類型為溶劑型有機黏合劑。通過對黏合聚合物、溶劑、固體含量、黏合改性劑、添加劑的選擇，確定最終材料以醋酸纖維素為黏合物，醋酸乙酯、醋酸丁酯、芳烴為溶劑，固體含量15%-20%，硅烷偶聯劑2為改性劑，并加入0.1%-0.3%消泡劑和0.02%防老化劑，經固含量、表面張力、乳液黏度、滲透性、附著力、透氣性、吸水率測試，以及戶外暴露、耐濕熱、凍融、人工紫外老化試驗，掃描電鏡觀察，認為該加固材料效果良好。在2008年的試塊修復加固試驗中，還采用了牛膠進行金箔回貼。

三、貼金工藝的科學分析與文物保護的科學化

無論是在潼南大佛還是大足觀音像的保護過程中，對文物的科學分析都成為了保護工程的重要基礎。在潼南大佛的前期工藝研究中，通過金相顯微觀察、掃描電鏡、XRF、XRD、紅外儀器分析可知，表面漆膜層的主要成分為桐油、大漆和朱砂，金箔層的主要成分為Au（約87.9%-100%）、Ag（0-12.1%），金箔層厚度約1.5μmm，貼金存在多層疊壓現象，最多可達5層。而在千手觀音保護工程中，不但偏光顯微鏡、掃描電鏡、XRD、XRF、IR等儀器的分析結果被大量用于貼金層工藝、病害等方面的描述之中，老化實驗、吸水膨脹實驗等實驗方法更是在病害調查、修復材料選擇、修復效果檢驗中發揮了重要作用。比如在病害分析中，有研究者利用XPS檢測發現，金膠漆的降解產物及無機鹽沉積使得樣品表面碳、氧比例上升，金膠長鏈分子斷裂為小分子產物。表面層金箔的金含量較低，可能與近代酸雨腐蝕嚴重有關。利用紅外光譜分析金膠有機成分，可以確定金膠內含有生漆和桐油，同時大量金膠受到不同程度的礦物污染，主要污染物為石膏類物質。通過吸水膨脹實驗可知，金膠在不同濕度下的收縮膨脹，伴隨鹽類物質的存在，進一步導致了貼金層病害。老化試驗亦可驗證濕度循環對于金箔起翹開裂的影響，以及地仗材料失效或崩裂引起的貼金層破壞。可見，科學手段已經滲透進入文物保護工作的方方面面。甚至，新型色差儀的引入使得修復效果的評價也同樣可以通過科學數據表示，而代替人眼觀察的不確定性。

然而在歷史上，科學卻似乎并非文物保護的其中應有之義，比如在Cesare B randi先生的《修復理論》一書中，就難以找到與現代科學直接相關的部分。筆者認為，甚至可以說，將科學應用于文物保護領域的做法本身就反映出了社會思潮變革的影響。與非科學的傳統修復相比較，這一行為會帶來更好的保護效果，但對于效果的檢驗卻并不是絕對客觀的，而同時與社會思想的變化息息相關。

在歷史上，修復（restoration）的概念先于保護（conservation）產生。修復行為大量出現于啟蒙運動時期，對藝術品外觀的改變或出于社會及審美因素，或與人們對于歷史的認知有關，其中雖然同樣包含了若干技藝的元素，但卻僅僅將其作為一種純粹的手段進行利用。直至19世紀末20世紀初，科學保護作為一個名詞才走入了人們的視野。1888年，柏林皇家博物館首次設立了化學實驗室對文物進行分析檢測，1930年，國際博物館協會在羅馬舉辦了題為“科學方法用于藝術品分析及保護”的國際會議，二者被視為文物科學保護領域出現的標志性事件。同時，對文物材質破壞狀況的分析，則為科學介入文物保護領域提供了突破口。一方面，大量產生的工業污染加速了各種藝術品的老化，對文物腐蝕、保護的需求日益增長。另一方面，化學分析則成為了老化機理研究的主要方法。

在西方，科學在文物保護領域的應用直接反映在兩項早期準則中，分別由ICOM于1984年以及AIC于1994年提出。前者提出，“對藝術及歷史物品的干預必須遵循于科學方法論的指導”，文物的意義則潛在于“人們破解物品的科學信息并因此獲得新知識的能力”。在這種意義上，對歷史遺物的保存并不僅僅具有保護意義，更代表著對新知識的獲取。一方面，科學分析過程使人們了解了過去的工藝方法，另一方面，保護過程則為保護者積累了更多處理文物的經驗知識。AIC準則將科學與藝術均包含在保護領域之中，采用一個章節特別強調，科學分析“奠定了保護專家全部行為的基礎”，并且，修復者應當“遵循可被接受的科學標準和研究方案”。

然而，文物保護的科學化過程則并不僅僅為人們帶來了全新的知識，而更體現出一種思維范式的徹底轉向。如Pearce先生所述，現代性帶來了元敘事和整體性的發展，以此定義和表達出客觀現實及內在真實。在深層次上，則反映出對于客觀現實存在以及人類個體能夠認識客觀實在這一命題的信仰。這就使得科學知識和理解成為人們觀察自然現象的方式，而博物館同樣將這一方式作為首要原則。當傳統修復依賴于經驗技藝以獲得符合預期的效果，現代的科學保護則以理性精神關注到文物保存狀態惡化的真實原因和解決方法。可以說，科學走入文物保護的過程與現代科學在歐洲的產生過程密不可分。特別是，啟蒙運動使得科學進入了所有研究領域，也激發了人們對于科學的絕對信任。科學甚至已經成為了一種社會意識形態類型的存在，Pearce先生就將其稱為一種“道德高地（higher moralground）”。

伴隨著現代科學逐步占領社會，科學研究走入文物保護領域的過程或許正可以借用托馬斯?庫恩在《科學革命的結構》一書中闡述的“范式”理論進行解讀。從傳統技藝修復到現代科學保護，現代科學所代表的范式的改變，實質上可以被稱為一種科學革命，背后反映出人們世界觀的改變，文物保護科學家們則組成了這一全新的科學共同體。同時，一種理論稱為范式具有兩個基本條件，“第一，它解決了舊范式所不能解決的問題，開拓了新的認識領域，擴大了和深化了研究范圍和背景條件……第二，它留下了有待解決的問題和疑點”，而科學保護范式的產生恰恰符合于上述兩個條件。其一，與傳統修復相比，科學保護能夠更加深入地認識文物的破壞規律并進行針對性的預防或處理，其二，由于文物保存條件的復雜多樣，化學對文物保護的介入也引發了更多的學術討論，更廣闊的研究空間。

特別是在大足千手觀音像的保護過程中，科學手段成為重中之重。僅在中國知網上搜索相關的科技文獻就可達到20篇之多。其中針對貼金層的狀態研究就包括《重慶大足寶頂山千手觀音的貼金材料分析研究》《重慶大足千手觀音造像金箔顯微結構分析》《重慶大足千手觀音造像多層金箔成分分析》《重慶大足千手觀音金箔表面變色原因探討》《從一片大足石刻千手觀音表面金箔分析獲得的信息》共五篇文章。這些文章的作者來自不同的研究機構，全部采用極為細致且幾乎相同的儀器分析方式，從不盡相同的角度對金層的組成和結構信息進行了分析，為后續的病害研究和保護工作提供了基礎信息。其中部分文章確實為金箔病害問題提供了有針對性的解釋，但也有少部分文章似乎僅僅是為寫而寫，缺乏有意義的目的和結論。

當文物保護同樣加入了科學研究的范疇之中，其研究人員往往來自于高校或研究所之中，科學研究成為了這一科學共同體成員獲得認可的手段和工具，由此往往激發了對文物本體更加深入的認識。在當下所有領域科學化乃至數學化的大背景下，筆者認為這一現象也反映出現代文物保護理念與傳統修復的主要區別，更進一步暗含了我國傳統修復手段與西方保護語境之間產生的矛盾。四、貼金保護過程與文物保護實踐的基本理念

盡管在遺產學領域，真實性和完整性是文物保護的基本目標，然而在具體實踐中，這一總原則卻必然會受到諸多現實因素的影響，甚至成為了烏托邦式的設想。M.L.Clavir就將文物保護過程的影響因素歸結為博物館語境、文物價值、科學語言三個部分，如果將其轉述為文化意義、真實性、科學觀點，筆者認為這三個因素實際上也代表了決定大多數實際文物保護工作的基本理念。

（一）文化意義

對于大多數不可移動文物以及博物館藏品而言，展覽品的文化意義往往直接影響了參觀者的體驗，文物本身則成為了文化的象征符號，具有無形的意義。在本質上，所有經過人類或有意、或無意、或直接、或間接制造的物品顯然都可以反映出制造者、使用者、持有者的個人思想，更進一步折射出整個社會的思潮。如Macdonald先生所言，“對遺產物的保存并不以其自身作為最終目標，而是為了最大限度地擴大獲取物品信息的途徑”。，這一觀點就更進一步與當代博物館展示而非說教的理念相聯系。因此從展示的角度，筆者認為，文物保護的其中應有之義同樣在于對文物信息的呈現，這一呈現可能包含知識、美學、情感等等方面，但根本目的是使得觀者能夠獲得文化上的體驗。

對于潼南大佛或千手觀音而言，其造像本身就具有宗教文化的內涵，屬于密宗佛教造像。為了使普通參觀者能夠在體驗歷史的同時獲得直觀的佛教文化體驗，文物本身就必然應當處于較完好的狀態。如Weersma先生的分析，“神圣物品的腐蝕并不一定意味著精神價值的喪失……但另一方面，宗教性物品仍然需要，或者說至少更應當處于相對美好的狀態，缺少裝飾性內涵的保護過程可能使得它們不被信仰行為所接受”。

在千手觀音金箔回貼的問題上，最終的做法為在舊金箔回貼后找平、并以新金箔協色。不可避免的是，這一處理方法導致大部分舊金箔層被遮蔽于新金箔之下，而對新金箔未采取做舊處理更導致整個造像金光閃閃、煥然一新，甚至遭到了眾人的否定。但筆者認為，在文化意義上，造像保護后的狀態反而真實再現了歷史上妝金后的真實狀態，使得觀者獲得了與古人相似的文化體驗。在某種意義上，人們否定的原因則來自于這一妝金行為背后并沒有普遍的支持。也即，對于大多數無的參觀者而言，千手觀音造像只能作為文化上的他者，人們無法對其產生文化上的歸屬感，而僅僅將其視為一件古物，在使用歷史價值的標尺進行評價時也必然會產生不適。

（二）真實性原則

對于文物價值而言，真實性原則似乎已經成為了價值保護關注的核心，對文物的真實狀態，所代表的實際現象與準確數據的探尋也同樣反映出物質主義元敘事的立場，而這一觀點無疑與近代科學的產生相關。在某種意義上，正是近代科學所帶來的認為物質可以反映意義的觀念，使得我們相信物質實體即具有價值，可以代表一種已經逝去的生活方式。同理，文物也代表了我們對歷史的認知和保存。

在保護工作中，潼南大佛保護工程將對傳統材料、工藝的研究和利用作為基本原則，原因“一方面是出于對文物本體歷史價值與歷史信息的尊重；另一方面也是因為傳統材料的穩定性已經過了歷史的驗證”。而潼南大佛的真實性則被定義為“數百年來的工藝延續”，也即將大佛表面的多層貼金均視為造像的原初狀態。從大佛的面部也可以看處，四層金箔的完整保留一方面體現了妝金行為本身具有的宗教儀式性質，另一方面也可以被視為歷代工匠對佛陀所代表的宗教精神的敬畏和對前代工作的尊重，以及對歷史遺存價值的肯定與保護。這種理念也正契合了現代文化遺產保護的原真性理念。

在“真實性”原則的指導下，千手觀音保護工程則采用揭取不穩定金箔、回貼可利用舊金箔的干預方式，實現對歷史信息和材料最大限度的保留。該工程將真實性具體總結為“本體保存歷史信息的真實性、干預材料采用與本體同種材料的真實性、修復工藝采用傳統工藝的真實性和保存空間環境的真實性”。在具體實踐中，歷史信息、干預材料、傳統工藝的真實性通過舊金箔回貼、髹漆貼金工藝得以體現，保存空間環境的真實性則似乎仍然有待研究。

上述兩個實例表明，在文物保護的實踐過程中，對文物真實性的強化實則可以被視為保護過程的最終目的，S.M.Vinas教授就將其稱為“強化真實性的行動（truth-enforcement operation）”。在意大利的一次地震后，有研究團隊費盡辛苦收集了超過100000片殘片來試圖復原圣方濟各教堂的壁畫。由于壁畫位于20米高的屋頂，參觀者其實并不能區分碎片復原與徹底重繪壁畫之間的區別。然而，這一過程卻真實體現了被S.M.Vinas教授稱為“戀物癖（material fetichism）”的理念。在千手觀音的保護中，對舊金箔的揭取和回貼同樣成為了關鍵問題。盡管在新金箔的襯托下，普通參觀者或許已經難以區分出舊金箔的存在，而且這一行為本身對于造像的保存以及效果的呈現并沒有直接影響，對于原物的保存卻直接反映出保護者對承載于物質材料之上的真實性原則的尊重。

但在實際的保護實踐中，真實性原則卻不得不受到大量的爭論，筆者認為對文物真實狀態的討論往往集中于一個主要問題，也即我們應該將文物恢復到它的使用狀態，抑或經歷千年滄桑后的歷史狀態。這一討論的最佳實例或許就來自于青銅器的除銹過程。對于一件滿是土銹的銅燈，我們會試圖將其土銹清除至黑漆古露出的狀態；而對于一件表面鎏金的編鐘，我們卻會不假思索地將全部銹蝕去除至金層露出，即便這一除銹過程已經對鎏金部位造成了損傷。對于同一種文物類型，前者保留了“歲月的痕跡”，后者卻將文物恢復到了使用過程的狀態。又比如，西方的青銅器修復習慣于將銹層幾乎全部清除，但保護后閃閃發亮的狀態在中國人看來卻難以接受，甚至完全背離了我們的思維觀念和審美習慣。在實際的文物修復中，這些問題似乎都難以在遺產保護理念中直接找到答案。

在當代保護理念中，有研究者進一步提出以“可讀性”。替代“真實性”原則，以嘗試解決上述對真實性的爭議。所謂“可讀性”并不僅僅將真實性與物質狀態相聯系，而是強調文物對于自身攜帶信息的表達，文物保護工作者的任務就在于選擇需要傳遞給觀者的信息。例如，一件沉積了灰塵的畫作會被認為是歷史的象征，而清理至嶄新的器物則具有使用的意義。在某種意義上，這一做法似乎也是對保護實踐中真實性原則爭議的一種可能解答方式。在造像貼金保護的過程中，采用新金箔協色以及僅回貼舊金箔兩種方法實際上反映出保護者對信息傳遞的不同選擇。前者向觀者傳達了造像使用過程中的信息，給予參觀者宗教意義上的震撼。而對于后一種選擇，歲月的滄桑、歷史的變遷則成為了保護者想要傳遞的信息。由于修復過程由保護者直接參與，普通民眾無法進行評價而只能在工程結束后被動接受，對于文物信息的選擇也就成為了研究者們自身意志的體現。

（三）科學觀點

由于保護工作的目的在于保存物質的真實，而真實性寓于物質要素之上，為進一步了解文物的物質要素，在真實性原則的引導下，科學成為了文物保護的必備要素。

對于保護實踐而言，Clavir先生就曾將科學對文物保護的影響總結為經驗主義、決定論、范式、數學語言四項基本原則。近來，預防性保護的大量出現或許已經表現出一種范式轉換的前奏。如上文所述，現代文物保護的誕生與科學的引入密不可分。對于一件文物，考古學家或許會關注于其上承載的文化信息，然而文物保護科學家卻會關注它的腐蝕狀態與劣化規律。在海昏侯墓玉器的修復中，考古學者為了保存更多的原始信息，反對黏接加固，而希望制作底托展示文物，但文物保護科學家卻關注于殘塊的斷茬如果不加以黏接則極易丟失而造成文物本體的損失。

然而毋庸置疑的是，盡管科學似乎具有絕對客觀性的特征，但科學研究本身卻會受到研究者主觀意圖的影響，而必然具有主觀性。如Winter先生就曾提出過保護過程中存在的一個悖論，“雖然將科學手段作為有效理解文化及人類行為的方式毋庸置疑……（這一做法）實際上包含了價值判斷”。Weil同樣提出，“即便他認為自己是科學的，判斷和價值也必然地包含于每一位保護者的實踐中。在這種意義上，我們可以認為保護實踐在本質上是解釋性的。解讀過程基于對實踐過程在客體、科學事實、美學/歷史/經驗方面的理解”。

更進一步，科學對于文物劣化過程的評判本身也會受到社會觀念的影響。如Hodkinson所述，畫作的變化“部分來源于物理化學狀態的改變，但更多來自于人們觀察過程的轉變……一幅畫作處于一種持續性的物理及形而上學的轉變中，這也同時改變了它對于其身處其中的社會的歷史意義”。可見，由于文物保存狀態的不斷改變，人們對于它意義的理解同樣在發生著變化。潔白的雕塑為人們帶來了古希臘自然主義的遐想，而恢復到使用過程中的多彩狀態反而破壞了人們的審美習慣；青銅器上斑斑的銹蝕和黑漆古、綠漆古的底色暗含著歷史的滄桑，而除銹至青銅明晃晃的基體反而與中國人對古物的欣賞理念相悖。在這種意義上，科學本身雖然為保護行為提供了前期研究的基礎，卻并非是這一過程的唯一影響因素。

在大足千手觀音像的前期研究中，文保工作者首先嘗試利用15%ZB-WB-J-1和20%ZB-WB-J-2兩種化學材料對起甲金箔直接回貼，但效果較差。考慮到造像材料的安全性、穩定性，直接加固舊金箔的方案被基本否定。鑒于此，研究者決定采用揭取不穩定金箔，對保存狀態較好的金箔進行回貼的方式進行修復。而在回貼材料的選擇中，傳統大漆的優勢逐漸顯現。大漆最初被選擇的原因為“千手觀音造像本身的貼金工藝所采用的就是傳統的大漆貼金工藝；其次，大足石刻周邊的四川和云南地區是我國漆樹集中分布的地區，從就近取材的角度來看，使用傳統大漆也具有優勢；再次，使用造像裝飾的傳統工藝和傳統材料進行修復試驗，對于文物非物質層面的傳統工藝的研究和傳承也同樣有重要意義”。在這一工藝試驗過程中，化學材料的選擇、材料保存的穩定性檢驗體現了科學客觀性的意義，而選擇大漆作為黏接劑則表現了研究者主觀性工藝研究的一面，二者共同作用，形成了造像最終的保護方式。

盡管文化意義、真實性原則與科學觀點三種因素各自都對造像的保護過程產生了影響，但當三者共同作用于同一文物的修復實踐時，矛盾和爭議不可避免。文化意義要求造像金層的美觀，科學保護要求不穩定金箔的揭取，但對于材料真實性的關注卻意味著舊金箔的回貼。對于長遠保護而言，大漆的使用未必優于化學材料的研發和利用，但對于髹漆傳統工藝的復原卻體現了歷史真實性，并為同地區其他造像的修復提供了基礎。在千手觀音的試驗思路中，修復人員認為多次貼金與造像的圖像效果無關，但引發了嚴重病害，甚至破壞了造像的藝術效果。因此在修復中，應去除對千手觀音物質保存與圖像效果有害的貼金層，最大限度地保存其歷史與藝術價值。為了從根本處理病害，采用“減層法”工藝流程，但其缺點在于歷史信息損失較多，部分金箔無法再利用，不能保存多層金箔的不同歷史信息。可以說，這些問題都難以簡單地采用以Brandi先生《文物修復理論》和《威尼斯》為代表的現代修復理論進行合理地解釋，而需要結合現實，在當代文物保護理論中尋求答案。

五、直面爭議、意義至上

――保護理念的當代轉變

在《文物修復理論》一書中，Cesare Brandi先生提出了文物修復的兩條基本原則：只修復藝術品的材料、修復應當旨在恢復藝術品的潛在統一性，由此得出了可識別性、材料不改變文物外觀以及可再處理性三條規則。這一理論代表了西方上個世紀的主流修復觀念，也同樣正在影響我國的文物保護工作。然而隨著《巴拉》的通過，層面對“可逆性”原則等經典理念開始進行反思。同時，伴隨后現代主義思潮的興盛，遺產保護領域也必然產生了新的思想和理論片段。

在《當代保護理論》（Contemporary Theorv ofConservation）一書中，S.M.Vinas教授對當代文物保護理念進行了系統分析，特別將其與傳統保護理念進行了區分。在他看來，“當念強調藝術價值、風格、色彩、形狀、材料等等均包含了不同意義，它們因為具有的對人的意義而被重視，而并非僅僅與真實相關”。因此，意義成為了指導保護實踐的標準。如S.M.Vinas教授所言，紙張保護中“整體的最終目標并非保存一張紙張，而是保留或強化它對于人們的意義”。保護者的清理、加固、黏接、封護、整形等種種行為本質上都是為了文物的意義服務。這一意義至上的理念或許也可以采用李格爾先生的歷史價值和年代價值理論進行解釋，如他所言，“如果19世紀是歷史價值的世紀，那么20世紀就似乎是年代價值的世紀”。歷史價值為我們帶來了對往昔真實性的追求，然而年代價值則側重于將文物視為一類媒介，使觀看者獲得與自我相聯系的感受。

無論是潼南大佛還是千手觀音像的修復，其保護行為本身或許已經違背了Brandi先生可識別性、材料不改變原狀以及可再處理性的原則。保護者所謂“雖然舊金箔層被遮蔽于新金箔下層，但是由于舊金箔本身細碎、厚度大的特點，使它在輕微覆蓋后仍在視覺、觸覺上得以顯示可以識別回貼操作”。的說法更像是一種自我安慰，新金箔的黏接改變了文物的原有狀態，對石質本體的加固、髹漆過程、大漆黏接過程更使得這一保護行為已經永遠留下了印記。然而正如在后現代史學家的眼中，歷史由“真實”變成了文本化的敘述，保護者們對遺產的選擇和修復或許亦不能代表一種真實的過去，而只能代表一種當下的記憶，是對歷史的“轉譯”與“再書寫”。

從近代以來科學分析手段的應用、科學沙文主義在文物保護領域的主導地位，到科學手段中主觀因素的必然存在、科學與文化以及真實性因素的矛盾，再到當代，科學作為一種工具，承擔了保護者“轉譯”行為的技術支持，這一逐層深入的過程或許也反映出文物保護理念從近代到當代、由客體向主體的變化，甚至，也暗含了現代主義向后現代主義的思想轉變。在潼南大佛的保護中，研究者評價其保護方法是“針對文物藝術價值、歷史信息保存和恢復造像宗教功能兩方面需求所采用的一種折中做法，旨在恢復造像妝鑾層的視覺完整性，同時在層位維度上最大限度地保存歷史信息”。其中筆者認為不可避免的是，對藝術、歷史信息以及宗教功能的強調體現出當代人的價值判斷，也只能代表當代保護者對于造像意義的一種釋讀。放棄客觀權威，承認文物保護行為的相對性或許也可以帶給我們一種謙卑的姿態，為后人留下更多詮釋的空間。

在這種意義上，當代保護理念顯然更具有彈性和可適應性，這一理論和行為被S.M.Vinas教授稱為“適應性倫理（adaptive ethics）”以及“協商性保護（ne～otiatorv conservation）”。在可適性倫理中，文物對于不同人群的意義、決策者對資源分配的意愿，與科學研究共同決定了文物保護實踐。保護過程是為了滿足來自不同人的，多種不同的期望和需求，因此采用單一標準進行評判往往適得其反。對于修復者而言，最重要的工作則是“在顯示、調查、保存之間取得平衡，并找到最為倫理性的解決措施”。為決定保護過程，協商活動的參與者包括了諸如研究者、參觀者、使用者、后代人在內的不同利益持有者。其中，無論是文物保護或是考古、歷史、藝術領域研究者的觀點或許會在整個決策過程中具有重要地位，但其他利益持有者的觀點同樣不可忽視。協商過程或許意味著更多的爭議和討論，但正是這一特點造就了現代保護理念高度適應性的特點。

第9篇：文物保護概念范文

關鍵詞：互聯網；博物館；公共文化

一、引言

邳州博物館是一座位于邳州市運平路的地方性綜合博物館。邳州博物館一直堅持文物保護、宣傳教育工作，妥善保護各類館藏文物，其中包括國家級珍貴文物數十件。邳州博物館是蘇北地區一座極為重要的縣級博物館，為蘇北地區的歷史文化宣傳、文物保護工作做出巨大貢獻。同時邳州博物館也是青少年愛國主義教育基地，對當地中小學生免費開放，在歷史文化、古代文明的熏陶下，當代中小學生可以增強愛國意識和民族自豪感，并取得良好的社會效應。在互聯網時代，邳州博物館要清醒地認識其所處歷史與社會的重要功能和職能，利用互聯網技術，極大地推動歷史文化的繼承與發揚，做好公益性公共文化服務，推動博物館事業的健康發展。

二、互聯網時代博物館功能

邳州博物館建立于1988年，其承擔著蘇北地區的文物保護、社會教育等重要的歷史功能。2005新館也建成開館，將更好地推動蘇北地區的文物保護工作和社會教育工作，為廣大市民提供一處文化棲息地，豐富廣大市民的歷史文化知識。

（一）藏品保護功能

據邳州博物館統計，現有各類館藏文物5000余件，并且有數十件國家級珍貴文物。2005年新館落成，在古邳文明、長河余音、民俗文化各部分共展出文物500余件，包括國內著名的文物大墩子彩陶、春秋戰國青銅器、邳州漢畫像石、漢代虎形石鎮、西周銅矛，其中聞名于世的大象門齒化石被譽為“全國象牙化石之王”。邳州市博物館為我國及蘇北地區的藏品保護作出突出的貢獻，妥善保護了中國歷史重要文物。歷史文物只有保護妥善完好，才能更好地體現文物的價值和作用。在互聯網時代，科學技術的快速發展為文物保護提供了更多便利和更加可靠的技術支持。邳州博物館也將會更好的利用先進科學技術妥善保護館藏文物。

（二）社會教育功能

博物館是國家民族和地區歷史文化的重要聚集中心。一座城市的發展和變遷，往往在博物館體現得一覽無余。在互聯網時代，人們接觸的信息知識更加廣泛，卻往往忽視了民族國家和地區歷史文化的關注和了解。因此，博物館要竭力發揮社會教育功能，讓人們更多的了解民族家和地區歷史文化。邳州博物館作為青少年愛國主義教育基地，對當地中小學生定期免費開放，為中小學生講解館藏歷史文物、當地歷史文化和古代文明，讓中小學生從小開始認識一座城市的變遷和發展，了解一座城市的文化底蘊。在互聯網時代，博物館需要改變傳統的社會教育方式，通過新興的互聯網技術多角度多方位多模式地做好社會教育功能。比如博物館專家講座，不可能把當地所有的學校教師和學生、社會人士邀請來聽課。可以通過官網、官方微信微博等平臺，將講座制作為視頻進行宣傳，并積極參與互動。

（三）精神棲息功能

隨著城市的快速發展，博物館提供的文化棲息和精神棲息功能變得弱化。博物館是一座城市的歷史文化發展的名片和承載體。在互聯網時代，博物務要堅守精神棲息功能，目標是要為人們提供一個舒適寬松的文化棲息場所，在這里能夠獲得藝術和歷史的熏陶，提高自身的鑒賞水平和歷史文化修養。在快速發展的城市中，博物館要做好精神棲息功能需要突破創新，不能只單純的提供歷史文化信息。因為一座城市的歷史發展和文化發展，人們可以通過網絡及其它渠道獲得。博物館可以從藝術品的鑒賞水平、藝術品收藏價值等方面出發，引導人們學習歷史文物、藝術品等，幫助人們提高藝術品鑒賞水平，陶冶人們藝術情操，徹底解放人們的工作壓力和生活壓力，達到精神棲息的目標。

三、互聯網時代博物館職能

博物館的存在和發展，除了有它的社會和歷史功能外，還有其應有的職能，目標是推動歷史文物的保護和發展，做好歷史文化的傳播和繼承。

（一）文物保護與修復職能

在我國，博物館是公益性公共文化機構，重要的職能是保護和修復歷史文物，能夠將歷史信息最全面地反饋給受眾，全面地體現自然社會發展狀況及人類生活發展形態，讓人們能夠更好地掌握歷史信息，并得到啟示和思考。邳州博物館官網開設了“文物保護”欄目，一是積極地做好文物保護與修復工作，二是呼吁人們一起參與到文物保護與修復工作中來，為國家文物保護工作共同努力。

（二）文化傳播與繼承職能

博物館是獨立的社會組織機構，承擔著文化傳播和繼承的重要社會職能，需要讓博物館珍藏的歷史文物讓人們有更多的認識和了解，真正地做到博物館是一座城市的眼睛，透過眼睛看歷史、看社會及城市的發展。互聯網技術的快速發展，極大地幫助了博物館做好文化傳播和繼承工作。邳州博物館2015年開通官網，將博物館部分藏品放置官網，可以讓邳州市以外的人們也能夠迅速的了解邳州市的歷史文化信息。